如果甄嬛穿越过来了,我们能交流吗?

 

答案大概率是不能的。虽然甄嬛与我们使用的同为汉语,但是现代汉语与古汉语在词汇、语法上已经大相径庭。有人说,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说汉语,听汉语,没有问题。‍‍但在语言学家、词汇学研究者沈国威看来,如果把内容换成科学的常识,嘴上说得出,耳朵要能听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我们甚至可能和20世纪以前的社会精英,举人呀,状元们都没法交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科学常识,没有一套表达科学内容的词汇。”不说甄嬛,即使是20世纪初的社会精英如梁启超,恐怕也难在新词井喷的当下与我们顺畅交流,他记录读书心得的“功课簿”,如今称为“笔记本”,严复1903年的著名译著《群己权界论》,早已被重译为《论自由》。

 

每一天,更有无数新的词汇涌现:他们或来自邻国潮流,如“社畜”、“正太”、“年下男”;或来自网友自创,如“剩女”、“妈宝”、“凤凰男”;也有过去的词汇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比如“考古”、“挖坟”和“种草”。

 

这样的词汇更新,自汉语诞生以来就从未停止,只是速度时快时慢。就像一条河流,不断有新的词汇如溪流汇入,也一直有旧的词汇如水分蒸发,如果遇上一场暴雨,就会出现词汇的大量更新。

 

沈国威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20多年,是汉语词汇增长最快的时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大量新事物、新概念接踵而至,命名、描述这些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语也就应运而生。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电视机”、“洗衣机”或是所谓“常春藤高校”,都并非汉语原本就有的词汇。

 

而20世纪80年代的词汇更新,又是建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新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当时诞生的一系列新词作为基础,就难有这一次的新词顺利接受,没有“大学”又何来“常春藤高校”,没有“电力”,又何来“电视机”?19、20世纪之交的新词为各学科提供了数千个学术词语,使得我们能够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来谈论、交流新知识,新出现的二字动词、二字形容词也为汉语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做好了准备。

 

与此前几次汉语的更新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次词汇流变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它借助了大量来自日语的词汇。沈国威于2010年出版了《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一书,在近代史的大背景下,追溯了中日语言交流的过程与特点。这本书于今年7月以《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的标题再版。借用“往还”一词,沈国威希望进一步强调语言的流动性与交流性。

 

沈国威 1978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日语系,1979年进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1985年赴日留学,先后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大阪大学深造,1993年获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现代汉语词汇形成史、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著有『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1994)、《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010)、《严复与科学》(2017)、《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2019)、《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2019)等。

 

时至今日,语言的更新与发展仍在继续。沈国威喜欢把创造新词比作添置新衣。买衣服可以是出于防寒保暖的实际需要,就像为了命名新事物而出现的新名词,也可能是出于追赶潮流、表达自我的精神需求,同一个动作,可以称为“付钱”、“结账”也可以叫做“买单”。

 

近日,沈国威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在专访中,他梳理了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特点,也表达了对于汉语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在他看来,汉语的现代化尚未完成,仍需进一步发展,而经由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和互联网传播,命名事物的词语会越来越统一,表达情绪和个人感受的词汇却会越来越多样。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肖舒妍

“新语往还”是“水往低处流”

 

新京报:你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这本书今年再版时,标题定为《新语往还》,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标题的内涵吗?你对“新语”的定义是什么?

 

沈国威:这本书里的“新语”是指19世纪20世纪之交,突然出现在汉语书籍和媒体上的词语,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以下3类:

1、表达新概念的词;

2、新形式的词;

3、重新活跃起来的词。

 

新的概念可以用新的词来表示,也可以用旧的词来表示。比如说,“哲学、神经、背景、赤字、经济、革命、共和、社会”等表示的都是新概念,这些概念汉语中原来都不存在,但是前4个词是汉语里原来没有的新词,后4个是古典里存在的旧词,不过词义被更新了。同样,新的词语形式既可以表示新概念,也可以表达已有的概念。例如“考虑、思考、正确、优秀”等,词的形式是新的,但所表达词义都是汉语里原来就存在的。第3类词,我把它叫做激活词‍‍。有一些词原来一直处在冬眠状态,世纪之交,突然被激活了,如“爱国、爱好、安全、保持”等。以上就是我这本书里所说的“新语”。

 

上面这些词的发生、普及都和日语有很大的关系,很多词从汉语传入日语,又从日语回流汉语。‍‍‍‍书名中的“往还”就是想强调中日之间在词汇上的交流。现在我们也常用“环流”这个词,因为朝鲜半岛、越南也是近代词汇交流的参与者。

  

《新语往还》,作者: 沈国威,版本: 启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

 

新京报:在近代,为了命名大量涌入的新概念、新内容,出现了两方面的努力,一类是以严复为代表的自己造词,一类是向日本借词,也就是“和制汉语”。为什么最后我们更多地选择了“和制汉语”,而没有使用严复等人的造词呢?

 

沈国威:我在书里专门用几个章节讨论了严复造词的问题。严复是为数不多的创造新词的中国人,但是他苦心孤诣创造的新词几乎全军覆没。严复造的词为什么会败给“和制汉语”?首先,严复采用了很古僻的汉字,这可能是严复译词没能普及的主要原因。其次,严复愿意用一个字的译词,而“和制汉语”都是两个字的,王国维说“和制汉语”更加精密,所以优于严复的译词。其实,很多新词和精密并没有关系,双音节这个形式更重要。

 

一个新的词‍‍造出来了,‍‍这还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得到语言社会的认可,能不能被接受,常常不是词汇学的问题,而是社会语言学的问题。关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审美价值等一系列因素。‍‍比如原来北京话中‍有“结账”,‍‍有“付钱”,‍‍但突然发现港台用的是“买单”,挺有意思,就接受了,流行开来。‍‍‍‍‍‍‍‍‍‍

 

我想日语词能够流行,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1、西学从东方来,一直到1920年代,中国翻译的书主要是以日本书为底本的;

2、大批中国人去日本留学,接受新知识的速成教育,他们的词语使用产生了影响;

3、中国教科书也多以日本教科书为底本,各类学校里有很多日本教习;

4、包括英语词典在内,各类工具书都得益于日语;

5、价值取向,直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被称为中日的黄金十年,一般民众对日本的感情有了变化。

 

还有一部分是‍‍文明词,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和现代‍‍文明密切相关的词。文明词具有非常强烈的同化性质,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也把它叫作“国际词”。‍‍什么叫国际词?就是你说的“university”和我说的“大学”是一个意思,‍‍你说的“philosophy”和我说的“哲学”也是一个意思,一个词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可以达到高度的一致。

 

汉语中受到日语影响的词,大都是文明词。大家常说人文交流是“水往低处流”,其实这是文明词的特点,因为文明词传递的是科学知识。文明词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日本从1873年开始实施近代学制,小学、中学的教室里使用日语没有什么问题,但大学最开始主要用外语讲授。日本的教授登上大学的讲台大约在1885年前后,这意味着日语可以用来讲述科学了,‍‍‍‍和中国比大约早了‍将近30年。大量的新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创造的。

 

三字词是汉语今后的发展方向

 

新京报:近代以来,涌现的大量新词都是二字词甚至三字词,而此前古文言中人们更习惯使用单字,词形上从单音词到复音词的变化主要是出于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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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威:语言的功能之一是表达和交流。表达和交流有形式和内容之分。比如,有私下的交流,‍‍也有对一般公众的宣讲。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的新变化,当时叫“过渡时代”,对语言的表达功能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语言需要在学校‍‍或者类似的公共场所,‍‍对大多数人来讲述一种当时称作“常识”的东西。“常识”这一新内容,又要求语言采用一种新形式。这两个方面决定了语言需要发生一些变化。‍‍‍‍它要求语言首先要能说出来,‍‍其次,说出来的东西听众要能听懂。‍‍

 

有人说,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说汉语,听汉语,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把内容换成科学的常识,嘴上说得出,耳朵要能听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前一段时间流行穿越剧,如果甄嬛穿越过来了,我们能交流吗?‍‍还真不好说。‍‍我们甚至可能和20世纪以前的社会精英,举人呀、状元们都没法交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科学常识,没有一套表达科学内容的词汇。

 

《甄嬛传》剧照。

 

新京报:那是否可以说,复音词比单音词在听觉上更容易理解?

 

沈国威:‍‍对。听懂需要词有一定的长度。复音词有几个特点,首先它可以‍‍减少同音字的误解,其次它可以把事物表达得更详细一些。复音词还可以实现动词、名词、形容词之间的词性转换。两个字、四个字是说汉语的人几千年养成的习惯。一个字能说明白的地方,很多时候也要凑成两个字说。汉语复合词中有20%‍‍~25%的词‍‍是并列结构,如“道路、河川”等,并列结构的词并不增加词义,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用复音词。我想,这就和意义的精密与否没有关系了,更多的是汉语‍‍对“听得懂”或节奏上的要求。

 

新京报: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情况,二字词加上一个新词缀,就变成了三字词,比如创造力、想象力、现代性、现代化,此后三字词会变得越来越多吗?

 

沈国威:三字词有两个种类,第一类是你说的“~~性”和“~~化”,这两个词缀比较特殊,是用来实现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的词性转换。第二类不是典型的词缀,所以又叫“类词缀”,如“创造-力”“红旗-手”“农产-品”等。类词缀是用来给名词分类的。名词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就需要加以整理。不然,人在信息处理上就会出现问题。

 

汉语曾经有过三次大整理,一次是偏旁的出现,第二次是复音化,如“松树、柳树、杨树、榆树”等,第三次就是20世纪初的三字词。第三次受到了日语的强烈影响。在北京大学教语言学的胡以鲁,1914年就说三字词是汉语今后的发展方向。‍‍

 

新京报:按照这样的说法,词汇在未来会不断增多,需要不断整理,最后词汇会越来越长吗?

 

沈国威:不会,因为词汇有一个心理长度,‍‍再长的话就要把它缩短。‍‍汉语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能长能短,四个字的词会被压缩成二个字。今后可能新词会更多以三字词的形式出现,四个字的词会被压缩成二个字。‍‍

 

《新尔雅》,作者: 沈国威,版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4月

 

汉语现代化还有一些路要走

 

新京报:你在书中讨论了严复和“新国语”的关系,“新国语”即为新时代所需要的话语。你认为现在,“新国语”的建立已经完成了吗?有哪些标准可以判断一门语言是否成熟?

 

沈国威:语言不分优劣,所以也没有成熟不成熟的问题。但是语言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我们不是常说与时共进吗,语言也需要与时共进。那么,汉语是不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呢?我认为作为民族国家的“近代”语言,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的特征:

1全民性:国语必须为绝大部分国民所掌握,为此国家须承担教育之义务,以消除因语言能力造成的机会不平等;

2国际性:能翻译外语,或被外语所翻译(互译性),这样才能应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3传播性:可以用来讲授新知识,能讨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可以用来表述不断出现、日益增多的新概念;

4普及性: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知识传递不受语言媒介限制。

 

这样看来,我们还有一些路要走。政府的教学大纲规定,中学阶段,也就是义务教育结束的时候要掌握3500个汉字。日本的汉字教育也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国家保证所有人在语言能力上,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汉语的文章很难写,打满分的文章里要出现很多成语。从文章的‍‍写作能力上来看,‍‍起跑线上差距最大的可能是汉语。中学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文章的写作能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样只接受了中学教育的人就很难去实现自己人生的其他价值。

 

《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作者: 沈国威,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不是汉语达到基本使用水平的及格线还是太高了?

 

沈国威: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不使用成语,不堆砌辞藻就觉得话说得太俗气,文章太平淡。这方面英语、日本等要好一些,很多著名的演讲,也都很直白。另一方面,现代汉语里还有很多陈旧的东西,文白杂糅。什么地方‍‍可以用比较口语的表达,什么地方必须用一些‍‍文言词汇,‍‍需要长时间的学习,而且必须从小训练才能掌握。‍‍所以就出现一个现象,外国人写的汉语文章中国人很少能认可的。如果所有的外国人都写不好汉语文章的话,我想就不是写的人的问题了,是汉语哪里不对劲。

 

新京报:汉语对于语言审美方面的要求,以及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方面的区别,在你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沈国威:好像不能说是一件好事。‍‍‍‍所有国民都能掌握的语言才叫‍‍国语,现在的汉语还有一些差距,我认为言文一致上面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新京报:现在有种现象,许多书面语为了更适合视听传播,也变得越来越口语化了,有人会哀叹,汉语变得越来越不精致、越来越不优雅了、越来越“口水话”了。但从你的角度来看,书面用语越来越口语化,反而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沈国威:对,这应该是一个方向,我们的审美观、价值取向需要发生一些变化。‍‍‍‍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新媒体发挥积极作用。

 

人们需要新的词语,就像需要新的衣服

 

新京报:谈到新媒体,你如何看待网络中流行的造词现象,比如囧、直男癌、u1s1之类的词汇?

 

沈国威:网络词语基本上是流行语,有一些是学生词汇,还有一些是小集团词汇。能不能保留下来不好说。日本每年有“流行语大奖赛”,但是选出来的流行语都很短命。那为什么大家还对流行词乐此不疲呢?人们需要新的词语,就像需要新的衣服一样。人们要用新的词,表达新的感受,所以每年的流行词中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形容词。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作者: 沈国威,版本: 中华书局  2010年2月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日本新名词刚刚进入中国时,被一些传统的知识分子当作“丑怪字眼”,现在我们使用的外来词、网络词越来越多,这会破坏语言的纯洁性吗?语言的纯洁性重要吗?

 

沈国威:每个母语使用者都有成千上万的词汇量,他们对新词非常敏感,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人们对新词的态度不尽相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对于所谓保护语言纯洁性的主张和实践,我是不看好的。因为没有谁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汉语的口语几千年来一直不纯洁,20世纪以后,书面语也进入了非纯洁时代。人为地规范语言的发展方向,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新京报:未来不同国家语言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为什么我们要保护语言的多样性?

 

沈国威:全球化以后,人和物的交流完全是一个崭新的局面。我想今后文明词会越来越趋于一致,所谓的“一致”,是说可译性,文化词也会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扩散到世界各地。但越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越重视对方言的保护。大家都能理解物种的多样性的重要,语言的多样性也同样不可轻视。方言的特定表达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寄托。

采写丨肖舒妍

编辑丨董牧孜 走走 校对丨柳宝庆

文章标题: 专访丨沈国威:人们需要新的词语,就像需要新的衣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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