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科学”二字在今天,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词汇。但要回答究竟什么是科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科学的萌芽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也仅独属于它的诞生地希腊。科学拥有确切的价值标准和研究目的,并对公众产生深刻影响,得到社会认可,则是近几百年才有的事情。

为了向大众普及科学与科学史,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在这个领域深耕数十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先后创作了《科学的历程》《什么是科学》《科学史笔记》等相关通俗论著,每一本都极为畅销。科学史是跨越科学与人文的学科,而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领域,与吴国盛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

吴国盛,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科学史系系主任、清华科学博物馆馆长。

15岁时,吴国盛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他选择了哲学系自然辨证法专业,跟随黄耀枢攻读科学哲学。1990年前后,吴国盛翻译出版了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自然本体化之误》《希腊空间概念》《时间的观念》等著作,《科学的历程》也创作于这一时期。2016年,他受聘于清华大学,开始组织创建科学史系,主攻西方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以及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等学术方向。

近日,吴国盛的新著《科学的故事·起源篇》,经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借此机会,新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从科学史这一话题生发开来,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吴国盛认为:“大众对科学史的无知,容易助长对科学的诸多误解,产生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或盲目反对。”

《科学的故事·起源篇》,吴国盛著,果麦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

为什么是古希腊人创造了科学?

“科学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吴国盛认为,科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技术是,但科学不是。那么在历史上,科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在《科学的故事》一书中,吴国盛详述了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希腊城邦文明被视为科学的诞生地。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科学在希腊城邦文明中诞生。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在希腊化地区茁壮成长。托勒密埃及的首都亚历山大城,成了古代世界的科学中心。但这之后,征服了希腊人的罗马人,并没有传承希腊人的“科学”。“科学”在罗马受到冷落,逐渐式微。

雅典古希腊剧场遗址,希腊悲剧的诞生地。吴国盛摄。《科学的故事》插图。

吴国盛概括道,“纵观科学的历史,是一部在希腊诞生,在罗马边缘化,在中世纪被遗忘,在伊斯兰世界被继承,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被复兴和重建,在19世纪被力量化的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没有交集。”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以后,科学才得已向世界各地传播。

那为什么是古希腊人创造了科学呢?吴国盛指出,科学是自由的学问,而希腊城邦文明正好提供了自由学术的三大基本条件:摆脱了生存压力的闲暇、自由的言论空间、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心。其他地区,或多或少缺少这三个条件。“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技术传统,但科学只独独地出现在古代希腊。在古希腊之前,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金属冶炼、文字、城市、高大的神庙和陵墓、精细的手工业、知识分子阶层,都十分发达;在古希腊同时或稍晚后,地球上又出现了更多辉煌灿烂的文明,也积累了各式各样的神圣知识和实用知识。但是,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希腊的产物,而且在希腊文明式微之后,科学的火种也时断时续、奄奄一息。正是对希腊科学的复兴,才产生了现代科学。”

雅典卫城。吴国盛摄。《科学的故事》插图。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了知识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经验”,这种经验知识属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二种是“技艺”,也就是“知其所以然”的知识;第三种是“科学”,也是最高级的知识。科学与技艺的区别在于,技艺有功利目的、服务于日常生活的需要,而科学没有功利目的,只是单纯为着知识本身。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从没有在希腊之前的古老文明中出现过,也没有在受希腊文明影响的世界之外出现过。在这里,吴国盛认为,“中国人最大的误解就是科学、技术不分,以技术代替科学,以功利的态度看待科学。”

在博物学意义上,

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

科学

(Science)

是一个日译名词。按照我们现有的概念,科学是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但这似乎并不能解释我们对科学的所有困惑。到底什么是科学呢?在2016年出版的《什么是科学》一书中,吴国盛用六个章节的内容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吴国盛首先强调了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两种基本用法:一种用法是指某种社会事业,指一个人群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科学家或科研工作者所从事的科学技术事业;第二种用法是指某种价值判断,我们常说的这样做不科学,就代表着这样做不对,不正确,也就是说,科学是正确的、合理的、高级的、先进的、好的东西。

吴国盛认为,中国人对科学概念有两种误区:要么将科学等同于技术,等同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要么将科学看作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智力成就。但事实上,科学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是19世纪以后的现象,“科学根源于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因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将科学等同于科技,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吴国盛说,中国人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是从19世纪才真正开始的,这个特殊的时机,恰好也是科学进入了技术化、分科化、职业化、力量化的新阶段。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有科学,彼此难解难分。

吴国盛表示,近代科学是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数学加实验”的科学方法。而现代科学起源于希腊科学的复兴,以及基督教内在的思想运动,对力量的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是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在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并无科学。在博物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吴国盛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就科学而言,中国传统的优长之处不在数理科学,而在技术和博物学。”

历史上,世界科学中心有过数次大转移,分别是雅典、亚历山大、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转移发生在二战时期,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美国。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示意图 :雅典至亚历山大,意大利至英国,英国至法国,法国至德国,德国至美国。《科学的故事》插图。

从“科学家的科学史”

到“科学史家的科学史”

那么,什么是科学史呢?简而言之,科学史就是科学的历史。

吴国盛提出了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的概念。和历史一样,科学史有着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层次指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诉说;第二层次指对这种诉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解释。他强调,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有着密切的关联。二阶科学史也被称为“科学史学”或者“科学编史学”。想要回答什么是科学史这一问题,就需要了解过去一百多年来的科学史实践。

通史

(综合史)

与分科史

(学科史)

,辉格史与反辉格史,所体现的都是不同科学史写作者的历史观。吴国盛说,近代科学本质上是分科的学问,因此科学史一开始都是分科史。

科学史学科之父乔治·萨顿强调要做科学通史,从字面上看,科学史和科学通史一字之差,但为科学史增添了人文背景。眼下,吴国盛本人正在忙于撰写学术版的《科学通史》,自然也是希望弥补此方面的缺憾。萨顿在《科学的历史研究》中说,“科学史远胜于所有各种专门学科历史的并列,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所有科学之间的联系,它们彼此合作的成果、它们的共同目标和方法。”而在辉格史与反辉格史中,职业科学史家为了伸张自己学科的自主性,一致持有反辉格史的立场。

中国的科技史学科与国际同行一样,也经历过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转变的过程,而科学家主导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带有明显的理科色彩。

《科学的历史研究》,[美] 乔治·萨顿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在日常语言中,

“科学”特别容易被说成“科技”

新京报:从1996年《科学的历程》首次出版,到这次《科学的故事》出版,已有近25年的时间。这其中你个人对科学和科学史的认知有发生一些变化吗?为什么最新一部作品会想要重新回到科学刚开始的地方讲起?

吴国盛:中国人对科学的传统看法,一是科学与技术不分,二是科学代表着人类社会积极和进步的力量,三是对科学成就保持着惊奇和赞叹。我的《科学的历程》差不多也有这些倾向。实际上,对于一个专业的科学史家,他需要明确意识到科学与技术的区分和联系,需要有意识地拒绝简单的历史进步观,需要更多地了解科学成就背后的多种因素,而不是单纯的赞美。《科学的故事》有更多的专业眼光。作为一部历史书,从开端讲起是很自然的。

《科学的故事》是一个系列,第一本是“起源篇”,主要讲希腊科学的起源。希腊文明离中国很远,为国人所不熟悉,但却是“理解科学”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新京报:研究科学史的意义是什么?扩大科学史的社会影响有哪些现实意义?

吴国盛: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学习科学主要是学习如何“做科学”,而忽视了如何“理解科学”。科学史学科的作用就是弥补这一空白。由于缺乏对科学深入的理解,我们的科学教育、科技政策的制定、科学家的研究活动,都有可能失之狭隘、陷入误区、创新乏力、不能持久。大众对科学史的无知,也容易助长对科学的诸多误解,产生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或盲目反对,这是科学史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于1510~1511年创作的壁画《雅典学院》。

新京报:在《科学的故事》的前言中,你提到中国人在“理解科学”方面缺课甚多,也因此付出了很多代价。我们应该厘清哪些概念?

吴国盛:正像书中所说,中国人最大的误解就是科学和技术不分,以技术代替科学,以功利的态度看待科学。这种误解的原因,一是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传统缺乏“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粹科学精神;二是近代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才学习西方科学,加强了这种误解。

今天应该重新把“理解科学”这一课补上,消除这个顽固的误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等学科将有助于这个“理解科学”的事业。我们中国人默认的科学观的核心,就是“科学”与“技术”不分。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语言中,“科学”特别容易说成“科技”,可是“科技”二字深究起来,更多的是指“技术”,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简称。这说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将“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

新京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创系已有三年多的时间,在创系之前,也有人提议叫科技史系,但你坚持了科学史系的命名。

吴国盛:在现代汉语的使用习惯里,“科技”通常就意味着“技术”,但“科学”却可能包含基础科学、应用科学

(现代技术)

,比如中科院就有“技术科学学部”。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科学与技术基本上没有关系,当然,任何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即使是最纯粹的科学,也需要文字记录技术,说它们基本上没有关系是说,技术并不决定科学的发展,科学也不决定技术的发展。直到19世纪,这种彼此不相干的状态才被彻底打破

(当然这种打破也有一个过程)

,科学与技术处在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虽然这样说,但它们之间的相对区分还是存在的,不然的话,也没办法说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现在的科学和技术形成了一个连续谱,一端是纯科学,一端是纯技术,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彼此难分。

新京报: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史?了解和研究传统科学对现代科学有哪些价值?你曾经提到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

吴国盛:科学史就是科学的历史,门类众多。上面讲到几种划分方式,还可以从研究方法进行划分,比如有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科学编年史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现代科学服务,它有自己的内在目标,当然它有外部效应,比如帮助科学教育、科学传播、科技政策制定,但对现代科学本身则价值较小。

说“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主要是指它对科学教育的积极意义。阅读经典是通识教育常用的方法,阅读科学经典是在通识教育中加入科学内容的最好方法。

《科学史笔记》,吴国盛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

中国科技史学科的转变

是由理学向史学转变

新京报:你特别提到,“中国科技史学科的转变是由理学向史学转变”,被纳入人文学科会对它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科学史和科技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提到国内时)会习惯用科技史的表述呢?

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发展中有一个从“科学家的科学史”到“科学史家的科学史”的转变过程。一开始是由著名科学家来主导,慢慢过渡到科学史家自己主导。中国的科技史学科被归为理学门类,反映的是“科学家主导的科学史”,而科学史家主导的科学史通常是史学。由理学向史学转变,反映是科学史学科的成熟和独立。在学术界,科技史指的是科学史、技术史、农学史、医学史的简称。

纳入人文学科,从学术管理角度就比较顺,学术资源的分配就比较合理。现在科技史虽然属于理学门类,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并没有专门为科技史切下一块来,相反,许多科学史工作者更多地从社会科学基金申请课题,但社科基金同样没有为科技史设立专项,学者们只能通过哲学中的科技哲学和史学中的专门史来申请课题。如果科技史正式由理学转入史学门下,社科基金就可以为科技史专门设置课题指南。

新京报:你曾经就读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后来又转入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攻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你认为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促使你从科学转向了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呢?

吴国盛:在现代学科分化的条件下,哲学和科学完全可以不发生关系;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哲学是万学之祖,现代哲学仍然扮演着促进“统一知识”的角色。那些不满于现代知识体系过分分科、喜欢追求知识统一性的人,就容易倾向于哲学。我大概属于这种情况。

新京报: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你提到从竺可桢、钱临照开始,我国科学史研究最早是由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主导的“科学家的科学史”,往往是专科史,是辉格史,服务于理科教育的目标。研究队伍逐步向高校转变,对于科学史的发展有哪些好处?

吴国盛:我在《科学史笔记》中讲过,中国的科技史学科与国际同行一样,也经历过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转变的过程。早期都是一些著名科学家在做中国古代科技史,比如竺可桢的中国古代气象史,钱临照的墨经中的物理学史,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刘仙洲的中国古代机械史,柯俊的中国古代冶金史,席泽宗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大约从2000年前后,新一代拥有科技史博士学位的科学史家登上历史舞台,完成了这种转变。中国科技史学会的历任理事长也是一个标志,头几任理事长从钱临照、柯俊、卢嘉锡、席泽宗到路甬祥都是科学家,从2004年第7届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都是职业科学史家了。

中国科技史学科转变还有一个维度就是由理学向史学转变。在理学阶段,这个学科的发展主力都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高校的理科院系中只有零星的从业者,而且大都被边缘化。在高校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在人文学院下面成立科技史相关的系、所、中心,也就是认可科技史是一门史学学科

(尽管在国务院学科目录里,科技史仍然是理学学科,这是历史惯性)

,是一门人文学科。

高校力量大、人员多,而且天然地有持续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入,是任何一个学科发展的天然沃土。像中国科学院很长时间因为没有自己的本科生,研究生质量持续下降,不得已自己亲自办大学,虽然“中国科学院大学”名字听起来挺奇怪,但也说明了,高校才是任何一个学科的真正生长点。更不要说,科学史学科是一个文理综合学科,只有在高校才会有这样的文理综合训练。

《哥白尼革命: 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托马斯·库恩著,吴国盛、张东林、李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新京报:科学史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如何? 

吴国盛:科学史现在是一个独立而又庞大的学科,说独立是指科学史的研究人员不再是退休科学家的业余爱好,而是拥有科学史博士学位的专业科学史家;说庞大是指从业人员众多,研究领域辽阔,包括有学科史

(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等)

、国别史

(如美国科学史、中国科学史)

、断代史

(如中世纪科学史、19世纪科学史)

、专题史

(如科学革命、科学与宗教、启蒙运动与科学)

西方科学史界主要的成果体现在科学革命领域,从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开始,16、17世纪科学革命就成了最有才华的科学史家的用武之地,产出了许多经典著作,比如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库恩的《哥白尼革命》、默顿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夏平的《利维坦与空气泵》。

我自己目前在撰写一部科学通史,用做本科生的教材,也是我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国内目前类似的著作,通常不是专业科学史家写的,往往忽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科学史界的最新研究进展,重复的是1950年代的看法。科学通史教学,需要一部吸纳了国际科学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新教材。

把中医和现代科学绑在一起,

是现代科学霸权思想的体现

新京报:你在前面提到,高校才是任何一个学科的真正生长点,而且只有在高校才会有这样的文理综合训练。现在国内科学史专业的学科建设情况和发展情况如何?国外呢?

吴国盛:科技史在我国的学科目录里属于理学一级学科,但这个学科目前很弱小,目前全国只有12家博士点,16家硕士点,共28个学位点,更重要的是,在著名的综合大学里,缺少科技史学科。比如C9联盟高校里,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均没有科技史学科点,其中浙江大学本来有硕士点,但后来又自己取消了。

国际上,通常越是综合大学、越是名校,就越有可能设置科技史学科点。美国目前有50多个科技史的研究生计划,相当于我们的学科点,是我们的一倍。我的建议当然是希望大学校长们,特别是综合大学的校长们充分认识到科技史学科的重要性,大力发展这个过于边缘化的学科。

新京报:科学史学科之父乔治·萨顿强调要做科学通史,从字面上看,科学史和科学通史一字之差,但为科学史增添了人文背景,我注意到现在清华大学的科学史系也属于人文学院。不同的学科背景对研究科学史会带来哪些不同影响?

吴国盛:目前的科技史学科自身内部差异很大,有些完全就是理科,在实验室里搞分析,比如有些做科技考古的同行;有些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注解,很像是正统的历史学家;还有些偏重概念分析,接近哲学家。我自己做科学思想史,属于最后这一种。

《现代科学史》彼得·J.鲍勒、伊万·R.莫鲁斯著,朱玉、曹月译,纸间悦动|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6月

新京报:你在《科学的故事》一书中分别谈及了现代科学与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的关系,比如你提到,整个近代科学,都是建立在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化道路上。其他学科呢,比如博物学与科学的关系?你称希腊数理天文学是古代科学的范本。既然所有文明都有自己的天文学传统,为何只有希腊人把天文学发展成为科学?

吴国盛:20世纪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名言: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就是对于柏拉图的注释史,柏拉图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就相当于孔子对于中国思想的影响。因此,柏拉图重视数学,当然就奠定了数学在西方思想中的崇高地位。

自希腊以来的西方自然知识,可以分成自然哲学和自然志

(博物学)

两大传统,其中前者占支配地位,文艺复兴之前,自然志只被看成是一种低阶的自然知识,最多是自然哲学的准备阶段。在自然哲学中,有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两大传统,柏拉图是重视数学的,亚里士多德不重视。文艺复兴以来,一方面是柏拉图传统占用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另一方面自然志传统地位上升。粗略地说,现代科学是柏拉图主义自然哲学与自然志传统

(还有新兴的实验传统)

的某种结合。

天文学不等于科学,正如算术不等于数学、机械不等于力学。中国的天文学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占星术。希腊人一定要将天象纳入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之中,导致了科学的天文学。我们中国人并不相信可以这样处理天象。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如此想?这个不好说,不然为什么我们会说“希腊奇迹”。

新京报:现代医学也是现代科学的一部分。但在网上流传的三大“友尽”话题里,中医正是其中之一。一些观点认为,中医是一场骗局,而理由正是认为中医不符合科学。应该如何理解中医和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理解你所说的,“‘科学’术语的广义化,是现代占支配地位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从表面看,把各个文明中形形色色与自然打交道的知识都称为科学,是一种宽宏大量,其实是一种深刻的霸权思想。”

吴国盛:中医和现代科学从历史上看,当然是毫无关系。非要把中医和现代科学绑在一起说,这就是现代科学的霸权思想。中医只能通过现代科学才能获得合法性地位,这表明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我们都知道艺术并不宣称自己是科学才能活下去,为什么中医一定要说自己是科学呢?

新京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科学,或者说抱有什么样的科学观?近年来有观点认为,一些人过分迷信科学,让原本与宗教对立的科学,从某种形式上也成为一种宗教。

吴国盛:科学主义不等同于科学,也不符合科学精神。伟大的科学家都深知科学的局限,因此都是反科学主义者。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

采写 何安安

编辑 徐伟

校对 刘军

文章标题: 专访|吴国盛:对科学史无知,便容易对科学盲目崇拜或反对
本文链接:http://www.airoesm.cn/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