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丨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实习生 周洁

 

《证言》,[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于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7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新作《证言》中文版近日出版。《证言》是阿特伍德的布克奖二度折桂之作,也是阿特伍德著名的《使女的故事》的续作。

 

《使女的故事》写于1984年,虚构了一个叫做基列国的平行世界。在基列国中,所有的女性被剥夺了工作权、知识权、经济权,她们要么是家里的杂役,要么是作为生育工具的使女。根据《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已上映三季,在三年里横扫艾美奖、金球奖和美国评论家选择奖。原著销量伴随电视剧的播出也迅速增长,英文版《使女的故事》售出了八百万余册。数以亿计的观众和读者开始关注《使女的故事》原著,试图探究玛格丽特当年的想法,包括基列共和国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等细节性问题。

 

这些问题,成为了阿特伍德小说新作《证言》的灵感来源。在这本新书中,阿特伍德以三位身份背景不同的女性为主角,从不同视角的讲述了《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国统治衰败的关键时刻。在阿特伍德娴熟的讲述中,前作和续作、小说和现实、过去和未来交织重叠。

 

8月14日下午,上海书展朵云书院旗舰店分会场举办了《证言》中文版新书发布会,翻译家袁筱一、作家毛尖、文学教授罗岗、本书译者于是和读者共同分享了对阿特伍德新作的读后感想。我们摘选了对谈中的精彩环节,以飨读者。

 

阿特伍德为什么选择新英格兰,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背景?

 

罗岗:2017年改编上映的《使女的故事》电视剧,重新照亮了这部沉寂多年的小说。

 

一提到反乌托邦,我们往往想到《1984》、《美丽新世界》。阿特伍德把基列共和国的发源地,也就是《使女的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美国的新英格兰。

 

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没有西方民主政治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遭遇的各式各样的危机,包括特朗普上台、欧洲难民等问题,我们很难想到反乌托邦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对立面,西方内部也有可能出现这类问题。电视剧《使女的故事》播出以后,大家会重新去思考这些问题。

 

早在1985年,阿特伍德就在小说中处理了西方的现代化带来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面临无解,包括使女的问题,即生育率,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没有办法自我繁衍了。进入“后人类”时代,意味着人类作为物种本身已经成为了问题。为什么会有使女出现?原因在于很多女性已经成为生产工具。小说里还讲到环境污染和浪费,基列共和国所有的衣服都要回收,包括大主教的女儿穿的衣服也是回收的旧衣服。雅各之子发动叛乱,需要找到一套方案来拯救这个社会所面临的整体性危机。

 

阿特伍德似乎是把环境保护、永续发展、极简生活等大家热衷探讨的东西,镶嵌到了基列共和国内部。如果这本书出版于2019年,大家可能不会觉得惊讶,因为所有问题都已摊在外面了。但是,《使女的故事》出版于1985年,这就证明了阿特伍德在思想上的穿透力。

 

 摄影: Mickalene Thomas/时代周刊。

 

于是:不到40岁的阿特伍德在柏林时,是如何想到要写一部《使女的故事》?其实也是有所来由。在去柏林之前,她就有想法了。有一次,阿特伍德去参加活动,回程中与一位南美女士同车。这位女士告诉她,当时在南美内战中出现了很多暴力事件,其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大多是女性,但是外界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

 

阿特伍德听闻事件之时,就意识到文学一定要发挥目击者的力量,把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到了柏林之后,阿特伍德了解了很多冷战期间东欧国家的内幕,包括罗马尼亚关于女性生育权的770法。这些历史并没有被反复述说,不知道的人也就不知道了。在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阿特伍德才萌生了要把《使女的故事》写出来的想法。

 

不被女性主义所定义,思考女性问题的复杂性

 

于是:阿特伍德在很多场合都重申过她不是女性主义的作家,《证言》和《使女的故事》也不是女性主义小说。袁老师从译者的角度来看,阿特伍德写的到底是不是女性主义小说?

 

袁筱一:至少我读的时候,没有把它当做女性小说,它不是只讲女性问题的小说。当然她否定这个标签,可能也有一定的策略。任何一个女作家都不喜欢被别人讲成“女作家”。但阿特伍德作为女性,还是深切地体会到并敏锐地捕捉到了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可能遭遇的问题。

 

说实话,当时我是把阿特伍德的作品当成《1984》续集来读的。后来我们跟英美文学老师讲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反乌托邦小说时,也会对《使女的故事》和《1984》进行比较。当然,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之间也有差别。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证言》全球发布会上,图片来源于Dylan Martinez/Reuters

 

于是:前两天看了一个纪录片,讲上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创作者采访了当时参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女干将,其中有一位提到当下女性主义与种族主义等阵营复杂的交叠现象。比如,一位非裔后代的女性主义者,就很难在讲述反种族问题时声称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在那样的一个语境下,如果她们提出女性主义的议题,一些极端反种族歧视议题的呼吁者就会认为她们偏向白人。这就表明,如今“女性主义”这顶帽子其实是很难扣的。或许也是基于这个原因,阿特伍德现在不太会说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

 

袁筱一:阿特伍德有一点是好的,她碰到的所有问题都是真实的。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使女的故事》,那时候社会还没有出现这些问题(或问题没有这么尖锐),她的想象还是很真实的。阿特伍德呈现的所有问题,比如生育、阶级和等级问题,在基列共和国是这样,反过来在加拿大等各地也是这样。没有哪个社会或制度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

 

罗岗:阿特伍德也许不是女性主义作家,但她在思考女性问题的复杂性。你刚才讲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还有第三波以非洲等其他族裔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我们原来对女性的现代想象,是赋予她们权利,将女性从各种各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最典型的是英国,他们特别渲染了印度妇女殉葬制度的野蛮性,将英国殖民政府视为女性的拯救者。但是一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指出,印度殉葬制度之所以存在,是镶嵌在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而且存在很多偶然性。同理,还有中国女性的裹小脚现象。这些现象只存在很短的时间,但是西方人将其视为中国人愚昧的象征,从而构成了文明的等级制度论述。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的就是,我们可以坚持女性主义立场但并不必然完全要接受西方那一套观念。

 

回头来看,《使女的故事》是女主角突然发现了她的回忆,所有工作和权利突然之间被剥夺,于是她才知道这些东西非常珍贵。这不是由阿特伍德直接告诉你的,而是在小说当中表达出来、在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的。如果我们熟悉科幻文学写作的话,就会知道这是科幻文学中经常运用的末日趋势。一上来,你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都没有了,但所有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

 

阿特伍德塑造的不是女性乌托邦,也不是男性乌托邦

 

罗岗:阿特伍德实际上超越了左和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先说生育。在右翼保守主义看来,包括在美国一些地方避孕和人工流产是违法的。有些激进女性主义者会批评包括避孕和人工流产以及所有围绕女性生育所采取的人工措施,认为它们都是现代资本主义运作的一环。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甚至从历史上开始清算,女性是怎么被资本主义有效地吸纳其中,剥削现代女性的剩余价值。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应该自然分娩、自然生育、自然怀孕。“左”和“右”,在这个地方合在一起了。一个镶嵌在社会历史中的话题,突然之间被摆在首位。

 

支持堕胎合法化的阿根廷积极分子扮成《使女的故事》中人物。

 

阿特伍德在反思这些问题,这也是她最重要的地方。从现代的价值来讲,使女是反现代的,但是从人类繁衍角度来讲也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没有一夫一妻制的生活,种族中最能生孩子的女性才能让种族繁衍下去。人的自我保全和种族保全是本能。用什么东西去克服这个本能?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阿特伍德的作品故事本身,把这个问题给拉开了。

 

袁筱一:这甚至不仅仅是男女问题,阿特伍德在《证言》里讲到“男界”“女界”,各有各的阶级,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维护女性的权益,其实维护的还是人类的权益。

 

于是:在《使女的故事》里面,从奥芙弗蕾德来看,男性也并没有多幸福。这样一个基列共和国对女性来讲是反乌托邦的,那反过来对男性就是乌托邦吗?这本书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不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问题。在《使女的故事》中,尤其是在影视剧的改编里,基列共和国所有的人,男性和女性,各个阶层,其实都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的价值。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哪怕是以延续种族的伟大目标为前提,基列共和国还是失败的。

 

阿特伍德在《证言》里,其实有刻意书写这样一个政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尤其是通过《莉迪亚嬷嬷手记》告诉读者,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女界”,这个“女界”制定所有规则的权力是她夺来的。男性对于掌权者和共和国本身的把握,是一片模糊的。阿特伍德在《证言》的叙事中,不断告诉我们这些细节,每一个章节都有很多内容可供我们分析,妙应该是妙在这里。

      

于是:早在1984年,阿特伍德写《使女的故事》这本书时,她就提到在看似男权的国家里面,其实有一小部分是完全采用母系社会的管理方法。在这个母系社会里面又有相当详细的设定,一个女性的一生,从生育到带小孩,接下来是小孩的教育,再到女孩的月经、婚姻嫁娶等都包括在内。看起来就像女德,让人非常揪心,但这些问题其实现在依然存在。

 

在看《使女的故事》的时候我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到《证言》就明白了。基列共和国是在一个政教合一的过程中诞生的,统治阶级是在篡改宗教的前提下,才有所谓的政教合一,这部分是很耐人寻味的。

 

袁筱一:其实对女性的压迫,往往是来自于女性,这一点阿特伍德即使轻描淡写,她的设定也有深意。我感觉阿特伍德最好的地方,还在于她有时还是喜欢调侃一下,比如说她里面写到利兹嬷嬷,说她软弱,但又说她是熟读大革命史的教授。我就觉得特别搞笑。她就是想调戏一下,不想把这个故事变得那么沉重,当然这也是本身世界的复杂性造成的。“男界”“女界”在《使女的故事》已经埋下了伏笔,基列共和国的世界观说,男性头脑更专注,女的更适合干杂事。但最后《证言》的剧情,其实证明男性没有这么伟大。

 

《证言》是奉献给读者的一本书

 

于是:我们来聊聊《证言》和《使女的故事》翻拍。由系列影视剧反过来推动小说续作的出版,在文学史上似乎不是特别多见。据我所知,毛尖老师好像觉得小说比剧好?

 

《使女的故事》,[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陈小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12月。

 

毛尖:《使女的故事》第一季相当不错。一般来说,一流小说是很难改编成剧的,三流甚至四流的小说更适合改编成剧,不过,《使女的故事》作为电视剧是很成功的,这里,不仅展示了编导能力,也和电视剧《使女的故事》推出的时间点不无关联。1985年,《使女的故事》小说推出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电影翻拍也反响冷淡。但是,2017年电视剧播出时,碰上了女德、女权、特朗普当选等热点话题,这些,都为《使女的故事》准备好了语境。

 

《使女的故事》第二、三季虽然整体水平还在那里,但有点让人失望,尤其后面失去小说依托后,这个剧就有点下沉。不过新书《证言》出来了,我马上对第四季充满了期待。我在看书时就觉得这部小说是为拍剧准备的,尤其后半部分大幅度提速,虽然略简单,但确实为电视剧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准备。

 

于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采访,他们说阿特伍德在写《证言》时一直在跟编剧(米勒)进行密切的沟通。编剧会告诉阿特伍德第二、三、四季中出现的一些剧集细节,以便阿特伍德在创作2015年之后的故事时,能够保持剧情的一致。至于第四季,我觉得你的期待会落空,第四季并不会写到大结局,可能《证言》会另起炉灶编一个新剧吧。

 

毛尖:那可能会更好,因为《证言》接在第三季的尾巴上不一定好。两书气质还是很不同,表达方式和句式也不同。《证言》句子相对短,句法也更光明。其实看电视剧《使女的故事》,最初对女主并不认同,后来看女主人公越来越有力气,爆发力也充沛,就觉得对了。这种女主在我们自己的影视剧当中不太多见,其实她们骨子里有点阿特伍德的。阿婆虽然讲话很优雅,但原力满满,一直能这么匀速地写到八十岁,叹为观止。

 

毛尖:《证言》其实是奉献给读者的一本书。这本书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前基列、现基列、后基列是怎么样的,基本是在回答全球读者的疑问。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很独特,每个读者通过读这本书都能找到在看《使女的故事》时留下的那些疑问。《证言》的封面虽然很阴暗,但里面的故事明亮得多,看到最后,简直有点港剧。

 

阿特伍德真是特别擅长写三套环戏。《盲刺客》也是三个故事套嵌,一层叙事套一层叙事再套一层叙事,我自己称之为三套车叙事。她有很多文本结构都是这种三套车,应该也是她最驾轻就熟的。在80岁的时候,重新用自己得心应手的套路可能也是一种享受吧,所以这本《证言》写得很快也容易看。

 

作者丨董牧孜 周洁

编辑丨罗东

校对丨危卓

文章标题: 《使女的故事》出续作《证言》:不被女性主义所定义的阿特伍德
本文链接:http://www.airoesm.cn/4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