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在北京急救中心,1989年出生的郑廉波是最年轻的那一拨急救医生。今年4月,郑廉波参与对入境人员核酸筛查的转运,与“新冠”患者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拉过被确诊患者,也曾被隔离手套勒破皮肤,但郑廉波未曾害怕,能在疫情中挺身而出,他觉得是一件体现医生价值的事。

北京急救中心郑廉波:能为“抗疫”做贡献 感到很荣幸

北京急救中心

急救医生

郑廉波。受访者供图


离危险最近的人

 

这一年,郑廉波的工作和往常有些不一样。

 

他是北京急救中心一名院前急救医生,平日里,要跟着救护车去各个求救点进行抢救与转运。今年年初,“新冠”来袭,郑廉波的工作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防护“升级”了,得穿上隔离衣、戴上护目镜出车;接到人,要询问流行病学史、测量体温,碰到发热病人,首先要送去发热门诊进行筛查。

 

一开始,郑廉波有些不适应,慢慢也就习惯了。如果接到“新冠”病毒感染者,他们就是离危险最近的人。

 

他曾接过一个从湖北来京人员,对方在酒店隔离期间出现发热症状,郑廉波将其送去普仁医院;也有一些发热的患者不愿意去发热门诊,觉得自己没问题,遇到这种情况,郑廉波要给他们解释,大部分听劝,特殊时期,所有人都要学会适应变化。

北京急救中心郑廉波:能为“抗疫”做贡献 感到很荣幸

郑廉波(右)和同事在执行转运任务。受访者供图

 

10天转运55名入境人员

 

今年3月,外省输入疫情逐渐平稳,但随着疫情在全球发酵,境外输入给北京带来更大压力。

 

为了降低传播风险,入境人员要接受隔离筛查。北京急救中心安排了救护车,承担境外输入疑似患者、密接者转运,但入境者太多,很快人手告急。3月21日下午,郑廉波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问他能否参与支援,他没有和父母商量,立即就答应了。

 

任务刻不容缓。7点赶到机场,领取防护物资、熟悉场地和流程,匆匆吃了份盒饭,9点就开始转运。那一晚,救护车在机场——小汤山医院——机场——北京地坛医院之间不停歇地奔驰着,平日里,一个班拉上八九个人,已经算非常忙碌,这一夜,他一共转运了15人,回到宾馆时已经凌晨5点。

 

之后的10天,这成为郑廉波的固定工作状态:在房间随时待命,接到电话就赶去机场,在出口等待海关将人带出来,询问病史、测量体温、简单问诊、与医院协调沟通、将人安全送去筛查点。

 

他接到的大多是年轻的留学生,经过长途飞行回到国内,有的出来时已在机场等待了十多个小时,疲惫而紧张。几个人一车时,他们聊些学业、八卦,缓解彼此的紧张;有时只有一个人,会频繁询问,这是去哪里、做什么、到了之后怎么办、家人能不能来?表露出不安。这时候,郑廉波就会好言安慰。

 

3月16日,小汤山定点医院投用,对境外来京人员进行筛查和治疗。一般情况下,每当有人入院,护士们都会很快出来接应,有一次因工作太忙,车开进了医院,很久没人来接。车上的学生越发不安,问他,是不是没有人管我们了?郑廉波开始安慰他们,和他们聊天,打了几次电话,最后把他们顺利送进了医院。

 

“平时接到患者,主要告诉他们病情和流程,这次更多的是心理安抚。有些人会焦虑,还有的出现了轻微的症状,特别害怕,全身发抖。”郑廉波回忆,他能做的是尽最大努力宽慰他们,“没事儿”。

 

支援转运的10天,郑廉波将55人送进医院,其中一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选择院前急救是因为喜欢”

 

由于出车全程都要严格防护,时间一长,手腕皮肤被手套边缘的胶带磨破了,脸上也压出压疮,脱下装备,在水下冲洗时都很刺痛,但郑廉波没有怕过。

 

“我觉得和去了武汉的人相比,这不算什么。”

 

郑廉波1989年出生,是中心最小的一批大夫。选择院前急救是因为喜欢,实习时,他就爱上了这份职业:考验应变能力,能第一个接触到患者,救死扶伤。

 

日常工作,有时比疫情期间的转运更加辛苦。有一次,一位老人深夜突然昏倒,郑廉波赶到现场时,对方心跳呼吸已经全部停止,但他还是实施了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看似简单,对体力有巨大消耗,做上十来分钟已经很累,他摁压了四十多分钟,汗水流进眼睛,累到快虚脱,站起来的时候,两侧膝盖都青了。

 

不过和从死神手里抢回生命相比,这些辛苦显得不算什么。几年前,一位中年男子在办公室突然倒地,抽搐不已,郑廉波判断他是室颤,紧急除颤、吸氧、输液,抬上救护车时,男子已恢复意识,事后回访得知对方已经康复。这是郑廉波救回的第一个人,是他从业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次。

 

“日常出车也好,疫情转运也好,当了医生,这都是我们的本职工作。这一次,能在前线为国家做点贡献,我觉得很荣幸。”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 校对 李项玲

文章标题: 北京急救中心郑廉波:能为“抗疫”做贡献 感到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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